顧炎武 – 廉恥

顧炎武 –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原文白話解釋 ]:

歐陽脩在《新五代史.馮道傳》裡評論說:「『禮、義、廉、恥,是維繫國家命脈的四個綱紀;這四個綱紀如果無法伸張,國家就會滅亡。』說得太好了!當年管仲真能立言說理啊!禮、義是治理人民的重要法度,廉、恥是樹立人格的重大節操。因為不知廉潔就什麼東西都敢拿,不知羞恥就什麼事都敢做。一般人如果這樣,那麼社會的災禍動亂失敗滅亡,也就都會降臨;更何況身為國家大臣,竟然也什麼都拿,什麼都做,那麼天下那裡有不紛亂,國家那裡有不敗亡的道理呢?」

然而四者當中,羞恥心尤其重要,所以當年孔子評論士人的時候說:「自己的立身行事,應該要有羞恥心。」孟子也說:「做人不可以沒有羞恥心。如果能把自我缺乏羞恥心當成一種恥辱,那麼就一定終身遠離恥辱了。」孟子又說:「羞恥心對於一個人而言實在太重要了,那些賣弄心機,變詐取巧的人,是用不到羞恥心的!」為何會如此,是因為一般人不知廉潔因而到達背犯禮義的地步,根源都是由於不知羞恥啊!所以士大夫若不知羞恥,就是國家的恥辱了。

我觀察夏、商、周三代以來,世風衰敗、道德淪喪;人們廢棄禮義,拋卻廉恥,已經不是短時間的緣故。然而,就像歲末寒冬松樹柏樹仍然不凋零,風雨交加的清晨雄雞依舊按時啼叫一般,在大家昏迷沈醉的日子裡,本來就不曾沒有獨自清醒的人啊!

最近閱讀《顏氏家訓》,有一段說:「北齊有一位士大夫,曾經告訴我說:『我有一個兒子,已經十七歲了,略為懂得書牘奏章的方法。教導他鮮卑話和彈奏琵琶,已經稍稍要通曉了解,憑著這些功夫服侍王公卿相,沒有人不加以寵愛的。』我當時低著頭不願回答。這個人教導兒子的方式真奇怪呀!如果同樣用這種方法,就算輕易獲得公卿宰相的高位,我也不希望你們去做啊!」唉!顏之推當年因為不得已而在亂世出來做官,還能說出這樣清高的話,尚且還有《詩經.小雅.小宛篇》中,詩人戒慎警惕的用意,那些一味屈意迎合、討好世俗的人,能夠不感到慚愧嗎?

[作者/出處]

顧炎武

顧炎武」(公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因景仰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尊稱為亭林先生。江蘇蘇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

顧炎武十四歲取秀才,與歸莊友好,即入復社,二人個性特立獨行,時人號為「歸奇顧怪」,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學問宗旨(《與友人論學書》),屢試不中,退而讀書,「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全祖望《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以捐納得國子監監生之職。清兵入關後,顧炎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撰有《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清軍陷南京後,又轉投王永祚義軍,後與歸莊聯合吳志葵、魯之嶼軍隊,欲解崑山之圍而未果。後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職,領導義軍,屢經失敗。後嘗考察山川形勢,聯絡反清人士,遍歷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地。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因萊州黃培詩案入獄,得友人李因篤等營救出獄。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遊京師,住在外甥徐乾學家中,熊賜履設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斷然拒絕。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遺民,顧炎武三度修書堅拒推薦。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因上馬時不慎失足而卒,享年七十。

由於他身為明末遺臣,入清後終身不仕,保存名節,故深為時人所重。在文學方面,他認為文章首重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文須有益於天下》條)認為明道、紀政事、察民隱、道人之善就是有益於天下的文章的特徵;至於怪力亂神、無稽之言、抄襲之說、阿諛奸佞之語,就是有損於己、無益於人的文章的特徵。

「顧炎武」後致力於學術研究及經世致用之學,潘耒《日知錄序》說他「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對宋明所傳心性之學,深感不滿,主張「著書不如抄書」。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