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籍情報員林頂立 國府潛伏日本特高課最高層級雙面間諜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720002900-260417
陸軍少校退伍，因對歷史的濃厚興趣，長期深入研究歷史，著有《衛國戰士的搖籃：三軍官校的草創與沿革》的賈忠偉先生，《中時電子報》取得忠偉先生授權，報導他考證日據時代，臺灣人林頂立先成為日本情報員，之後基於愛國心驅使，成為國府情報員的雙面諜的歷史。
林頂立(1908~1980)又名林一平、林介之助、「十一龍頭」，「金門半山」等。祖籍為臺灣雲林縣莿桐，少年時期就被日本極右派的軍國主義組織黑龍會（こくりゅうかい，1901年成立，1945年解散，註1）在臺灣的分支機構吸收參與情報工作，負責蒐集臺灣社會情資，因為表現出色，不久就轉入日本警視廳服務。其間曾赴日本陸軍經理學校以及私立明治大學（Meiji University，創立於1881年1月17日， 1920年正式升格為大學）經濟系讀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即輟學回臺，正式成為日本特高課的高級特務，最初是在安南（越南）的西貢一帶從事諜報工作，後轉至中國汕頭、廈門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但骨子裡的中國意識，讓林頂立覺得自己根本就是個漢奸，因此早在1930年前，林頂立還曾經偷渡大陸報考過黃埔軍校，只可惜並未錄取。1933年林又再度利用機會到福建投奔國府，但當時軍統尚未成立，不久又遇到第19路軍所發動的「福建事件」，因此林頂立不得不返回臺灣。之後就暫時專心在日軍特務機關特高課內工作。短短幾年，林頂立憑藉天生的機智和幹練，逐步成為福建廈門日軍特高課的重要幹部。但他仍舊不斷的找機會要加入國軍抗日的行列當中。
民國28年，陳策將軍因腳疾不得不辭去虎門要塞司令一職轉赴香港就醫，但因左腳病情惡化，只得截肢，後就暫留香港療養，因此有「獨腳將軍」之稱號（註2）。在港休養期間，奉蔣中正命令接替吳鐵城（1888～1953）成為國民政府駐港全權聯絡代表兼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總書記，主要統領國民黨駐港總支部、青年團、振濟委員會…等機構，除了保持國府與英國的官方聯繫管道之暢通外，陳策將軍還奉命在香港統籌進行抗日工作，包括建立地下抗日力量，並想辦法將各種物資運送到中國後方…等。另外英國政府也曾與陳策討論若以後日軍進攻香港，中國軍隊是否可以支援的問題。此時林頂立在混跡廈門的日籍臺灣黑道大哥林仔滾（林滾，註3）的介紹下，正式在香港拜見了陳策將軍，之後再經由陳策轉介給軍統香港站站長王新衡（1908～1987，時任軍統香港特別區少將區長），經王新衡的甄別而正式加入了軍統，成為國府潛伏在日本特高課內層級最高的雙面間諜。
民國28年秋加入軍統之後，戴笠任命林頂立為軍統閩南站臺灣挺進組組長，並打入日本侵華機構興亞院，在汕頭、廈門一帶從事反間諜工作並發展情報組織。從此，許多有價值的日軍情報就源源不斷從林頂立傳給國府。其中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協助國府對日展開經濟作戰，即仿製日軍在中國發行的鈔票，然後國府再利用這些偽鈔購買大量的物資到大後方。另外林頂立所領導的情報小組也成功的將日本海陸軍在中國東南沿海佈防的情報準確傳給國府，因此二次大戰後期，盟軍於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南海一帶作戰計劃的制訂，大多以林頂立所領導的情報小組所提供的情報來擬定。
日本投降後，林頂立奉派回臺擔任由軍統局於民國35年改制而成的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站長，兼任臺灣省警備司令部別動隊司令、研究室主任…等職。據研究在二二八事件時，林頂立曾結合臺灣各地黑道角頭成立了「特別行動隊（別動隊）」直接參與鎮壓行動，因此在日後許多的調查文獻中，甚至直指林頂立為殺害臺灣同胞的劊子手。或許因為如此，在二二八事件結束後，林頂立就在後來擔任臺灣省煤礦公會理事長及石炭調節委員會主委劉明（1901～1993）的幫助下，正式從國防部保密局辦理退職，並創辦《全民日報》，轉型為媒體人。
劉明本名劉傳明，嘉義縣人，在日據時期曾赴日就讀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今國立「東京工業大學（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前身）應用化學科，學成返臺後，透過兄長的協助，向基隆顏家承租臺陽礦區，以他的化工專業背景，先在九份的大粗坑經營金礦開採，賺錢之後又轉向新店、暖暖、三貂嶺等地經營煤礦事業，因此成為臺灣省煤礦公會理事長及石炭調節委員會主委。而由劉明開設的振山實業公司是日據時期、少數由臺灣人成功經營的中型企業。臺灣光復之後，他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關係相當密切，不但曾擔任二二八事件後所成立的臺灣省青年自治同盟財務顧問，同時也是警備總部「別動隊」的副隊長。但後來卻因為出資幫助中共的外圍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前身即謝雪紅所領導的臺灣共產黨）」的吳坤煌、顏錦華、蕭坤裕等人開印刷廠、辦雜誌，而被國防部保密局於民國39年4月3日以匪諜罪名逮捕，不但慘遭刑求折磨，之後還被判處死刑，經過劉家人到處奔波與疏通，才改判為10年有期徒刑。
不過他在臺北市仁愛路至少1,500坪的房屋和土地，以及位於開封街的三棟三層樓的洋房等房地產，都分別遭到國防部保密局（民國44年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沒收，後來幾經產權的移轉，目前部分房舍仍舊為國防部與婦聯會等單位及少數私人所佔用。唯一取回的是位於陽明山的白雲山莊，但卻讓他冤枉花了數百萬元，才從軍方佔用人員手中贖回。劉明在服刑8年3個月後於民國47年7月15日被釋放，但健康已經大不如前。經過這些波折，原本被視為統派的劉明，也慢慢轉變了政治立場─即由「統」轉「獨」，為此他在民國78年（88歲），第一次走上街頭，只為聲援蔡有全、許曹德的臺獨案，劉明在民國82年9月2日病逝，享年92歲（1902～1993）。
民國40年11月，臺灣臨時省議會舉行第一屆議員選舉，林頂立透過《全民日報》的媒體資源，幫助他自己與他所支持的總共12位地方政治人物以高票當選省議員。12月11日，臺灣第一屆臨時省議會成立，林頂立在爭奪議長寶座時，不敵台南出身的黃朝琴（1897～1972），但隨後就以壓倒性票數打敗劉啟光（1905～1968）與李萬居（1901～1966，為中國青年黨資深黨員）當選省議會副議長。
不久林頂立出任《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管理處主任委員。民國42年9月16日，這三報合組為《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報》，由《民族報》的王惕吾擔任董事，《經濟時報》范鶴言擔任社長，林頂立升任發行人。由於林頂立的情報淵源，所以有人說他當時仍舊身負《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報》的新聞監管任務。一直到民國46年6月20日，《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報》才正式合併為《聯合報》，當時已轉任農林公司董事長的林頂立仍舊擔任《聯合報》監察人一職，王惕吾之後將原有的《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三報登記證繳還給內政部。
民國43年，林頂立辭去《聯合報》所兼職務，經國民黨提名在家鄉雲林仍舊高票當選省議員，之後繼續擔任臺灣省第二屆臨時省議會副議長。民國44年出任開放民營後的農林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主要為創立於1899年的「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最初以製茶為主業。民國36年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接收並改名為「臺灣農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44年11月，剛以奉迎玄奘法師（註4）靈骨名義由日本返台的林頂立，突然以連續幫助非糧食業者購糧圖利、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被逮捕，於隔年5月遭判有期徒期8年6個月，遞奪公權3年。
然熟知內情、曾擔任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的李世傑（後在民國55年被依匪諜罪逮捕）就指出：林頂立被判刑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因為他在日本與同為雲林同鄉、當時自任「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的廖文毅（1910～1986）密會所致。但林頂立接受偵訊時向當時的情報局長毛人鳳喊冤說：他只是策反廖文毅不成，所以未向上級報告。但毛人鳳並不採信，因此認定林頂立顯然是想勾結廖文毅做「臺灣民主獨立黨」的內應，後毛將全案呈報給蔣介石定奪。由於林為國府高級情治官員，後為避免外界對於林案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最後決定「找個經濟犯罪的理由，重重的將其徹底打垮」。
民國48年，林頂立因病保釋出獄，本想重回政壇，但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民國49年，政府研議開放民間保險公司的設立，據說嚴家淦先生在福建擔任建設廳長時（民27），林頂立有過保護嚴家淦生命安全的恩情，因而嚴家淦在臺灣第二度擔任財政部長任內（47.7～52.12）決定開放民營保險業時，特別關照了林頂立，讓他能順利拿到保險執照。但籌不出3,000萬台幣資本的林頂立，因此透過當時擔任臺北市議會議長（44.1.16～58.12.25時擔任議長）張祥傳（1903～1985）的介紹找上當時擔任第一屆臺北市議員蔡萬春，於民國50年4月合作開創「國泰產物保險公司（Cathay Insurance company LTD.）」，由林頂立擔任董事長、蔡萬春則擔任副董事長與總經理，隔年政府第一次開放民間經營人身保險業（壽險）時，國泰又順利取得人壽保險的營運執照而成立了「國泰人壽（Cathay life Insurance）」（政府第二次開放人身保險民營為民國81年）。
當時「國泰」這個名字就是由林頂立所取，意為「國泰民安」。而嚴家淦除了幫助林頂立創辦保險公司，自己也掏錢買了「國泰人壽」發行的第一張10年期養老保險。民國61年9月，由國泰還特別派出專員將滿期金呈給當時已升任副總統的嚴家淦先生。隨著國泰的蓬勃發展，林頂立後又陸續出任國泰人壽、塑膠、信託董事等職。但是到民國64年時，當時擔任國泰人壽常務董事的蔡萬才，因佈局主導董監會改選，自任董事長，因此與林頂立決裂，林頂立也從此淡出了國泰，民國69年11 月 19 日林頂立因心肌梗塞過世。
國泰集團最早是由蔡氏四兄弟─蔡萬春（1916～1991）、蔡萬霖（1924～2004）、蔡萬才（1929～2014）、蔡萬德（原名：蔡萬得，1932～2018）一手建立起來的企業集團。最初兄弟分工合作，事業也發展的相當順利。但是到民國68年時，國泰集團的大家長──蔡萬春中風，導致半身不遂而不得不退休，此時集團內部也因為第二代已長大成年，各家對於集團內部經營方向與財產爭奪也逐漸白熱化。開第一砲的是蔡萬春的兒子蔡辰男、蔡辰洲與三叔（蔡萬春三弟）蔡萬霖的經營意見不合，蔡家從此分成五大集團。民國74年爆發的「十信案（臺北第十信用合作社超貸案）」更加速了蔡家的分裂。
此後國泰信託由蔡辰男負責。霖園企業由三弟蔡萬霖主持，之後再發展為霖園集團。國塑企業由次子蔡辰洲負責。興來集團由三子蔡辰洋負責。而國泰最早的成立的國泰產物保險則交由四弟蔡萬才掌舵，他之後不斷擴充成為富邦集團。國泰產物保險公司也在民國80年被更名為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目前是臺灣最大的產險公司。現在的富邦集團已發展成為以金融、保險、證券、建設、營造、投資、信託為主要經營內容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富邦金融控股公司。
附註：
（1）要談「黑龍會」就必須先談談樽井藤吉（1850～1922）這個人。樽井藤吉是民權派東洋社會黨的創始人，他於1893年出版了一本《大東合邦論》的書，他在這本書中提出：「團結全亞州民族，結成同盟軍，共同防禦白種人帝國主義的侵略，挽回東亞危機，亞洲民族應以日本為盟主，建立大東亞同盟……」的主張。這本書最大的特色就是：強調中日同盟的重要性。但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日本民權運動因此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國權主義的興起，於是繼承樽井藤吉思想的內田良平（1874～1937）於1901年2月在東京成立了「黑龍會」，提倡「大亞細亞主義」，後又與玄洋社的首領頭山滿結為一體，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組織的右翼核心。另外會取名為：「黑龍會」就是在於謀取黑龍江流域為日本領土。為了達到侵吞中國領土的目的，因此他們階段性的支持孫文所領導的革命黨，共同圖謀推翻清朝政府。在黑龍會的斡旋幫助下，各派中國革命組織於1905年7月30日在東京黑龍會總部共同成立了「中國同盟會」。
（2）根據中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有關【獨腳將軍─陳策】的記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陳策兼任虎門要塞司令，負責廣東沿海防衛，主力防守虎門。1938年5月，三次擊退日海軍攻擊，擊斃日軍數百人，並擊沉敵驅逐艦1艘、擊傷1艘，因而榮獲二等寶鼎勳章、三等雲麾勳章、海陸空軍甲種一等獎章、甲種一等干城獎章。他在這次戰役中被日軍砲火擊中，左腿留下了砲彈碎片，不得不辭去要塞司令，改任軍事參議院參議，赴港就醫。起初陳策並不在意傷情，到1939年因細菌感染，被迫在香港養和醫院截去了左腳。」
（http://www.shac.net.cn/mgcq/mgmr/201412/t20141209_2482.html）
（3）根據1947年出版的《閩台漢奸罪行實錄》一書介紹，林滾是臺北人，生於1895年，「自幼在臺灣遊蕩不羈，不容於臺灣總督府」。1915年，林滾只好跑到廈門來。因為他是當小偷出身，因此當年廈門人蔑稱他為「賊仔滾」。但當時混跡於當地的一群福州人─林鹿皋、王慶藩、陳銀藩等，為了掩護犯罪因此便指示林滾在鷺江道寮仔後經營福星旅館，表面上是正當的事業，底裡卻是開賭場、賣鴉片、販賣槍枝等，之後這些人又介紹他和當地的警界人物相識，從此禮尚往來，林滾便由一個地痞流氓躍而成為當地有名的臺灣紳士，也成為當地臺籍黑道集團「十八大哥」的第一把交椅，稱「寮仔後林仔滾」。福星旅館所在的鷺江道寮仔後一帶也因此成為日籍浪人的聚集地，也是當年妓院、鴉片煙館集中之地。抗戰勝利後，福星旅館被改為市僑務局所在地（局長江亞醒），中共建政後，延續為市僑務局一段時間。如今新領薈廣場是及餐飲、休閒、酒店為一體的綜合商業場所。
參見─李安娜：《鷺江傳奇：民初歷史小說》（獨立作家），p16～17。
（4）即小說《西遊記》裡的唐僧或唐三藏，為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創始人。俗姓陳，名褘，600～664。
林頂立就是《台灣連翹》中告密害死台籍菁英王育霖的半山(台灣籍買辦)之一
林頂立（1908～1980.11.19）雲林莿桐人，日本明治大學肄業，「軍統」台灣站站長，化名張秉承。
九一八事變後，在廈門參與中國革命運動。中日戰爭期間從事敵後工作，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所賞識，戰後，擔任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之後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別.隊司令暨政治研究室主任。林頂立與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劉啟光是當時軍統勢力在台灣的代表。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林頂立安排台北市角頭許德輝面見陳儀，獲准成立忠義服務隊。柯遠芬在3月3日召集情治單位負責人警總調查室陳達元少將、憲兵團團長張慕陶、保密局台灣站長林頂立，指示偵查事件幕後之策動分子，並掌握為首分子動態，以備將來「平亂」之用。而忠義服務隊成立後，成為警總調查室的外圍組織，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林頂立則擔任總隊長一職。柯遠芬稱，當時林頂立曾執行「分化奸偽和運用民眾力量來打擊奸偽」的工作，且可能介入3月8日晚上的圓山事件。其後，林頂立曾參與逮捕首要分子工作。
1947年3月底，林頂立曾呈報逮捕二二八事件台北市、縣人犯15名，並解送警總。根據檔案顯示，林頂立所領導之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在各地之工作人員，即涵蓋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恒春、台東、花蓮、宜蘭、基隆等地，多達四十餘人。以機關化名「張秉承」，隨時向南京國府呈報有關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之各地情勢，以及二二八事件涉案人士相關活動資料，之外，更有一般社會人士心理、事件後台灣人之政治態度、部份公教人員暨商民相率離台歸去、台灣託管暨台灣獨立運動之相關人士動態、當局對台灣之控制漸趨嚴厲、反對政府之標語暨民歌出現等等。此等訊息，揆其內容，容或有誇大不實之處，卻對國民政府中央當局之派兵決定，以及台灣各地士紳之逮捕、殺戮等慘狀，造成決定性重大影響。
1951年9月16日《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合併刊出「聯合版」第一號，林頂立出任總管理處主任委員，1953年9月，三報正式合併改組為《聯合報》，任發行人。同年，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成立，當選為副議長。並於1954年兼任農林公司董事長。1956年以觸犯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判刑7年半，1959年保釋出獄後，投入工商企業經營，曾擔任國泰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國際海運、國泰人壽、國泰塑膠、國泰信託諸公司常務董事。
文 轉引自《二二八事件辭典》p.239，薛化元、許進發撰。
參考書目：
1.張炎憲等編，《台灣近代名人誌》（三），台北：自立晚報，1987年。
2.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
3.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2006年。
4.侯坤宏，〈情治單位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收入曾美麗主編，《二二八事件
新史料學術論文集》，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3年。
由雲林縣口湖人的林頂立擔任首任「保密局」台北站長，展開情偵業務⋯初期因毫無地方網絡基礎，開始吸收流氓為特務！代表性例子是許德輝！原是地方角頭流氓⋯後來在228事件，他更扮演非常關鍵「間諜」角色！而「拓荒者」林頂立後來還搖身一變成為國泰人壽，以及「聯合報」三創辦人之一！並當選省議會副議長才出事*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156716
你絕對沒想過他們就是特務！解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特務名單
說起「特務」，你或許聯想到《007》、《不可能的任務裡》的硬漢英雄。但回到真實世界，當國家機器恣意濫權，情治機關不受監督的行動很可能造成社會集體恐懼，留下難以平撫的歷史傷痕。
研之有物 │中央研究院
揭開特務系統的面貌
戰後的臺灣，曾存在一群效忠於黨國的特務。他們使用各種祕密手段，扮演威權統治者的耳目，也經常是國家暴力的執行者。然而，過往這些特務隱身在機密資料與化名背後，後人難以知道，當時的祕密組織扮演什麼角色？對近代臺灣的歷史命運，是否產生關鍵影響？研之有物邀請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正慧助研究員，帶領讀者打開檔案櫃，一步步揭開戰後臺灣特務群體的神祕面紗。
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
說起「特務」，你或許聯想到《007》、《不可能的任務裡》的硬漢英雄。但回到真實世界，當國家機器恣意濫權，情治機關不受監督的行動很可能造成社會集體恐懼，留下難以平撫的歷史傷痕。
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年代，情治人員的身影猶如鬼魅，現身受難者的噩夢裡長年作祟，最終卻只在案卷上留下一個化名，再無線索。所幸，在這場對局裡，歷史學者並非毫無勝算。
長時間參與檔案解讀的林正慧，透過資料的交叉比對、歸納分析，已能破解部分神祕化名，辨識出情治組織與人員的真實身分。過往，「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是人們口中的情治機關代稱，但林正慧提到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臺灣站」其實扮演了關鍵角色。
「除了廣布線民去蒐集情報，他們還滲透許多民間組織，反間、策動、影響輿情。」她以「保密局臺灣站」檔案為核心，逐步解碼這些不為人知的特務，直接或間接推動了哪些歷史事件。
特務頭子領軍，情報戰線網羅臺灣
時間回到 1945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落幕不久，一艘前往臺灣接運戰俘的美國軍艦在基隆港緩緩靠岸。船上有兩位自稱為上校的中國人，但真實身分其實是國民政府「軍統局」的特務──顯然在正式接管臺灣以前，情治系統已率先登島，佈建情報網絡。
軍統局的全名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最初為 1930 年代初期成立的「特務處」。對日戰爭期間，這個神祕組織由傳奇人物戴笠領導，逐漸發展為蔣介石政權最龐大的特務諜報機關，執行情報蒐集、暗殺、反間等各項祕密任務，同時防範敵方間諜的潛伏滲透。
當時的臺灣作為「敵方」領地，以及日軍展開南進的據點，自然也是重點偵查目標。1941 年，軍統局開始對臺展開情報偵蒐，設立專門的單位與訓練班，招募地緣關係相近的閩人、粵人成為特務，但尚未取得很好的進展。
待到二戰結束，軍統局才正式抵臺設立臺灣站。然而，在戰後初期，臺灣還有許多不同系統的特務組織，比如中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警總（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與第二處、憲兵第四團特高組……等等。這些情報單位互不相謀、甚至互相掣肘，形成了複雜的情報體系。
臺灣保密局成立，吸收在地特務
1946 年 8 月，由於輿論在戰後大力疾呼「取消特務統治」，蔣介石不得不將軍統局縮編為「保密局」，移轉出軍事國安、警察等業務，只專責各黨派的黨政情報工作。
保密局臺灣站也由林頂立擔任首任站長，展開情偵業務。然而，臺灣才剛剛脫離日本統治，特務機關是如何進行組織運作？又如何佈建臺灣在地的情報系統？
從口述資料顯示，初期因為毫無地方網絡基礎，運作相當艱困。因此，除了陸續渡海來臺的情報人員，情治組織也開始吸收在地成員，特務群體的隊伍日益壯大。
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許德輝。他原本是地方角頭流氓，進入特務系統後，便持續運用地方關係，祕密吸納各式社會人士，潛伏安插在不同行業角落，比如酒家、茶室的工作者。後來在二二八事件，許德輝也扮演非常關鍵的「間諜」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的情報傳遞
林正慧提到，當時臺灣的特務以情報蒐集為主。以保密局為例，在臺灣本島多縣市、澎湖都設立「組」，組之下則有「通訊員」、「運用人」（類似俗稱的線民）等基層特務。他們蒐集的情資，透過組、站乃至於南京保密局本部，一層一層往上呈送。篩選後的「重要」情報，最終傳遞到蔣介石眼前，成為決策參考。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務組織在臺灣近代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根據已揭密的檔案，特務系統對當時臺灣局勢的危急性，或許有誇大的嫌疑，包含在軍隊抵達臺灣當日，便立即回報「情況萬分緊急，有隨時失陷可能」。他們上呈的報告，很可能影響了中央政府派兵鎮壓，以及後續一連串「清鄉」的決定。
檔案內容也顯示，臺灣站的通訊員佈下天羅地網，全面監控。不只在二二八當下，事件趨平息的中後期仍強力蒐集「叛亂」情報，四處舉報有嫌疑的逆黨分子；不同派系的特務系統，也趁機整肅異己，相互鬥爭、爭奪資源。情報網羅之密集激烈，甚至還會發生「互相踩線」，舉報到不同情治系統的「自家人」！
務不只情蒐，更是推波助瀾的「反間者」
在二二八這場歷史性的災難，特務的角色遠遠超過傳遞情報或羅織罪名。他們同時參與了搜查逮捕、祕密處決，以及「清鄉」等浮濫捕殺的行動。從口述資料顯示，保密局站長林頂立便曾率領一千多名人員，公然搶劫、威嚇毆打，還進行逮捕處決等行動。
不過，最讓林正慧印象深刻的，是特務在二二八事件使用的反間、分化手段，甚至趁機構陷誣告。
許德輝便是著名案例。當時，這名保密局特務滲透混入臺北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隨時上報人員、行動的情資，而且刻意煽動參與者的情緒，製造動亂。
他在現場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吾輩已決定玉碎作為犧牲」、「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做為後盾」，激起民眾高漲的情緒。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現場喊聲滿堂，鼓掌不絕」，許德輝宛若義憤填膺的群眾領袖，不顧自身安危領隊向行政公署討回公道。
後來，他毛遂自薦擔任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先向上級誣陷這些學生四處劫掠、暴力破壞，獲陳儀許可取得武器後，便以「預防不測」理由要隊員配戴。之後，他再暗中舉報隊員攜帶武器，意圖攻擊國軍！最終，多數學生不幸被捕罹難。
諷刺的是，保存在檔案中的「反間工作報告書」，清楚揭露了許德輝的真實身份，以及他陳述自己潛伏於處委會，趁機興風作浪的意圖。
間諜就在你身邊
另一個令人慨歎的故事，則是同時期發生在南部的黃媽典案。作為嘉義朴子的地方仕紳，黃媽典因為領導當地處委會遭到清算槍決，組織許多成員亦被逮捕繫獄。然而，後來解密的檔案資料明確揭示了一位與他關係親近的同黨友人，竟然是警備總部所吸收的「運用人」！
「看了檔案後會覺得很可怕。」林正慧感慨地說。
類似的故事在在顯示，當時情治單位對民間組織的滲透程度，已經讓人難以分辨孰為敵友。
綿密的佈線偵防，並不僅止於二二八事件。林正慧指出，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留存的一批檔案，可以看到特務機關長期監視的黑名單。由於二二八發生於 1947 年 2 月 28 日，在傳統記事為丁亥年、癸卯月戊寅日，情治單位遂把二二八關聯者以「戊寅份子」、「丁亥份子」記錄，不時派人前往盯哨，甚至連旁系親屬也經常被「查水表」。
即便到了解嚴後的 1990 年代，這些「老大哥式」的監控也仍未完全結束。
「退休」後的特務們去了哪？
除了解開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組織、化名之謎，林正慧也考察比對大量檔案，循線追索事件落幕後，這些特務們去了哪？做了什麼？是否仍以不同身分潛伏，扮演威權領袖的耳目？
她將曾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特務整理成一份名單，蒐集各種史料，為每個名字建構「履歷」──包括這些特務的掩職與轉職。「掩職」指的是在職期間檯面上的公開職務，藉此掩護特務身分；「轉職」則是他們脫離情治機關以後的生涯發展。
林正慧表示，常見的掩職，一是縣市政府、省政府的各層級公務員，戰後情治人員普遍會以政府機關來掩職。另一大宗則是媒體業，這或許是因為記者調查訪問的工作性質與情報員相近，方便掩護任務。例如：1947 年林頂立籌辦的《全民日報》，旗下許多記者都是保密局的通訊員。換句話說，整家報社幾可看成是情治單位的掩體。
特務群體的轉職，則顯得相當多元，舉凡國大代表、縣市首長、議員、警察局長、報社發行人、戲院老闆、宗教領袖，各行各業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你會忽然發現，這些人就存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林正慧指著林頂立的名字說道：「1972 年的報紙還把他列入『最有影響力的 280 位臺灣企業領袖』，誰會想到他在二二八事件裡是這樣一個重要角色？」
轉型正義的漫漫長路，真相是第一步
從不同的視角出發，特務的生命史可能呈現不一樣的面貌。情報工作之外，他們也擁有自己的人際網絡與家庭關係，親友的回憶與口述，可能透露人性化的另一面。但所有這些故事，與這群人的特務身分並不相斥。
如果用一句話來描述戰後臺灣的特務群體，我會說他們是『協助國家暴力的暗黑力量」』
林正慧感慨地吐露心中感觸。
她認為，從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諸多案例，特務所使用的刑求逼供、羅織罪名等迫害手段，已遠遠超出了合理正當範圍。某些情治人員也不僅僅只是執行工具人，扮演「平庸的邪惡」角色，而是有意圖地主動操縱局勢，從中牟取個人和組織利益。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特務的構陷無辜、煽動群眾，都很難以「維護國家穩定」之名，為他們辯護開脫。
這是一段同時牽涉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故事，面對「轉型正義」的責任與真相，歷史研究或許還要走上更長的一段路，才能適切地回應。但逐步揭開檔案中隱匿的人物與事件，是漫漫長路的第一哩。
「真相本身會展現更大的力量！」林正慧樂觀地說：「當更多的事實出現，共識才能凝聚。我相信，這會是大家繼續一起往前的重要動力。」
台灣特務頭子 林頂立
國史館修纂人員林正慧的<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 ” 林頂立原係日本臺灣軍部特高人員，1937 年後轉與軍統合作，在越南，西貢、廈門、汕頭從事特務與諜報工作。”
我很驚訝林頂立曾是惡名昭彰的日本特高。特高全名是特別高等警察，即是秘密警察，如同納粹的蓋世太保一般，為威權服務。大逆事件之後，日本特高成立，擔任專門打擊危險思想的政治警察與思想警察，對於左翼的社會運動分子更是毫不容赦。撰寫蟹工船的小林多喜二遭到特高拷問至死，是非法無情的日本特高的殘酷行徑代表作。
我推想，日本籍本島人的林頂立當是在東京就讀明治大學時，被吸收為特高，因為嫻熟台灣語，同時也能在日本的廈門佔領區擔任秘密警察工作，打擊反日分子。
然而後來林頂立卻成為中國特務頭子戴笠的愛將，然後在終戰後成台灣保密局台灣站長，指揮許德輝從事二二八反間工作。3月9日台北市再宣布戒嚴，林頂立成立「特別行動隊」，搜捕且殘殺台籍菁英….
日本特高秘密警察於終戰後被GHQ麥克阿瑟命令立法解散，蔣介石卻持續重用秘密警察林頂立來擔任台灣占領區的政治警察與思想警察，所以二二八乃至白色恐怖，許多台籍菁英與外省菁英就像小林多喜二遭到特高拷問凌虐至死，是歷史的必然。